【通信产业网讯】(记者 党博文)在科技发展全球化的今天，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和非市场因素，无疑制约着每一个厂商的发展。

日前，荣耀CEO赵明表示，荣耀印度团队目前已经撤出了印度市场，这也是继小米、OPPO、vivo接连遭遇印度相关部门针对后，又一中资企业面对印度动作采取的行动。

截止目前，至少有500家中资企业在印度遭遇了税务及合规性普查，涉及对象从手机厂商、设备供应商到基础设施投资商、移动应用程序供应商，而这也是中资企业进入印度以来面临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打击。

“枪打出头鸟”

众所周知，印度是全球重要的市场，随着我国手机厂商的持续出海，以小米、OPPO、VIVO、荣耀等厂商都开始在印陆续建厂，而从去年开始，包括小米、荣耀OPPO、VIVO在内的多家手机厂商都开始遭受印方的突击检查，印方以诸如“偷税漏税”、“转移资产”、“技术专利”等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对我国终端厂商进行无理调查。

其中，针对小米的逃税指控，印度税务情报局(DRI)已向小米科技印度公司(以下简称“小米印度”)发出通知，向该公司追缴逃税65.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58亿元);针对VIVO的洗钱指控，印度执法局以“涉嫌洗钱”为由在印度全国44个地区突击搜查中国手机厂商vivo和它的相关公司，封锁了119个与vivo印度业务有关的银行账户，这些账户所持有的卢比共计46.5亿(约合人民币3.9亿元);针对OPPO的关税指控，印度财政部发表声明称OPPO“错误地对部分用于生产手机的进口产品使用关税豁免”，此外在计算进口货物的交易价值时并未包括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印度税收情报局(DRI)调查发现，OPPO逃避关税近439亿卢比(约合5.51亿美元)。

记者了解到，从2021年全年和2022年1季度的数据看，小米、vivo、OPPO、realme稳居印度手机出货量前五，总份额超过60%，而这或许也是印方对我国手机企业的指控、处罚、打压的缘由之一。

而作为设备商代表的华为、中兴也未能避免指控，前者针对华为的“涉嫌逃税”指控，印度税务部门突袭行动涉及华为公司位于新德里、首都卫星城古尔格拉姆和印度科技中心班加罗尔的营业场所;后者，针对中兴通讯的税收债务指控，2021年，印度所得税机构对中兴通讯进行了突击检查，称发现该公司多年来的税收债务高达数十万亿卢比，存在资金来源不明，并且在多个财政年度无法从源头上扣税。

投资下的暗流

事实上，印度对在印中企的打压，早已不是新鲜事。

自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时不时就会爆出针对中国企业的打压行为。打击的时机，与中印双边关系的起伏似乎有着某种相关性。2021年3月，中印双边关系有一定程度缓和时，印方说可以“有选择地考虑中国的投资”;而当中印边境谈判陷入僵局时，印方便通过所谓“税务突袭”等行动发出“中国企业偷税漏税”“中国企业诈骗”“中国企业偷窃利润”等信息。

而在印中资企业频遭陷阱和打压的背后，印度方面虽一直强调，针对中国企业的举动不是出于政治动机。不管在哪个国家，检查“偷税漏税”都是一个“合法合规”的理由。然而，莫迪政府似乎一直在用边界问题绑架中印关系，推动与中国企业的“切割”。

在2020年3月，莫迪政府“对华产业替代”政策第一次“面世”，这个已实施两年有余的政策至少由三大部分组成，即以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以全球范围内寻求“中国替代品”及签订新双边自贸协定为代表的经贸政策、以融入美西方创新链和价值链为代表的新经济政策。其中，生产挂钩激励计划是重中之重。该计划重在通过财政激励手段，优先鼓励印企以及外来资本在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产业领域加强印度自主生产能力建设，特别是提升规模效应。

莫迪“对华产业替代”政策可进一步简化为“三个替代”，即以“印度制造”及“第三方制造”替代“中国制造”、以“印度资本”及“第三方资本”替代“中国资本”、以“美西方+印度”的产业合作模式替代“美西方+中国”的产业合作模式。

然而，政策的收紧并不能改变印度对中国产业依赖愈发增加的事实。2022年上半年，印度从中国进口达到创纪录的575.1亿美元。而去年一年，印度从中国进口是975亿美元。

对此，有专家指出，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迅速，市场潜力巨大，无疑具有很大的投资价值。然而，从实际操作的层面看，印度市场却并不是一个成熟稳定的市场，有着众多自身特性，这些特性很可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安全威胁，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记者看来，对于处理中印之间的关系，莫迪政府需要营造公平、透明、可持续的经贸投资合作环境，进一步扩大双边互利合作，唯有坚持开放合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充分发挥全球一体化和规模效应带来的高效，才能造就彼此的繁荣与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