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问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信息管理与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认为，首先必须明确，每个行业对于共性技术的需求并不一样。比如农业领域中就有很多的共性技术，由于农民没有研发能力，也需要政府进行这方面的投入。而工业领域，这个问题表现得就不那么突出。

　　其次，在创新活跃国家，产业共性技术也并不是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或者由政府负责提供。以软件为例，现在的产业共性技术就掌握在微软的手中。

　　再者，所谓共性技术，也必须去市场中寻找，政府并没有能力看到所有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目前，很多技术都存在替代和竞争的关系，因此，所谓共性技术不是谁能够设计出来的，而是市场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大家的共识。因此，柳卸林表示，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需要国家来进行共性技术研究，那样就又走回了计划经济的老路。必须要平衡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强调其中某一方，都是不现实的。

　　据柳卸林介绍，院所改制，而企业的研发实力又不强，就造成了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的空白，这个问题也许等到我们的企业实力强大时就不存在了。

　　而在国外，政府类的研究院所和企业一般都有所分工和协调，政府的研究院所从事一些共性技术的研发、申报、完善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这首先是因为，企业不一定具备这样的实力。其次，企业制定的标准往往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而不会考虑到行业的公共利益。

　　具体到TD-SCDMA目前遭遇的问题，柳卸林表示，这其中事实上蕴涵着一种悖论。

　　首先，TD-SCDMA目前遭遇的问题是伴随着大唐的改制出现的。在转型后，大唐作为一个企业很难再有精力关心技术再发展的问题，而是关心现有技术工程化和商业价值实现。这时，技术的再发展问题是大唐力所不能及的，对大唐做过多的要求是不公平的。

　　其次，现在TD-SCDMA又已经不能单纯看作是国家的。通过大唐转制，这个标准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企业的技术积累。因此，TD-SCDMA的后续研发，又成为企业的事情，虽然这个企业是国有的。大唐也不可能把自己持有核心知识产权的技术，交给别人来做。

　　对于大唐来说，现在的技术也许并不完善，但其首要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层面实现商业化，而不是去完善技术。因为，技术的更新换代是需要投资的，而现在是大唐最困难的时候。当前TD-SCDMA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工程化，没有回报，只有投入，而且面临很多风险，需要不断地去解决问题。在中国当前的现实下，只有等大唐活下来，有实力了，才能去做进一步的开发。

　　而在科技创新方面，柳卸林表示，国内不缺人才，缺乏的是企业之间的有效合作和共赢机制。事实上，大唐当年也可以选择美国高通公司同样的战略，把技术许可和开放给华为、中兴等更有产业化经验和实力的企业，让他们推动工程化，自己则继续不断完善相关技术。

　　外国企业很强调合作管理，对于合作规则和利益分享明白约定，他们的思路是，不合作就会败下来。

　　柳卸林认为，合作共赢的缺乏，不仅涉及企业的战略和管理能力，也与中国当前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环境有关。目前，大多数企业都没有雄厚的技术背景，大家都在市场中如履薄冰，没有人愿意和另一个企业捆在一起五年、十年，共同发展。中国也有很多技术联盟，但是看起来很热闹，其实很多都缺少利益的有效协调。

　　事实上，在各个领域大家能够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一个科研机构开发了某项领先的技术，但是他本身不愿意将其开放给行业中的其他主体，自身又没有将其工程化的能力，最终的结果是行业中的实力企业选择了国外的某项技术，国内自主开发的技术则不了了之。

　　柳卸林提出，一种健康的机制应该是，对得到国家资助的大学和研究所成为技术开发者和持有人的单位，国家应该鼓励他们把这个技术拿出来和行业内的实力企业组成新的公司，由这个新公司来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进行开发和市场化。但由于上文提到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环境，这在中国却很难。在这一点上，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需要不同部门的协调。国家可以在某些领域超前市场的短期需求来考虑技术发展，但技术的商业价值的开发还是需要依靠企业。

　　柳卸林最后表示，目前，我国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道路还没有真正走出来。虽说企业为主体创新，但是现在是缺少能够承担这个责任的企业。而我们需要更多扎扎实实做事的企业。